劉軍/文

近二十年來，印度經濟后來居上、“印度制造”有可能替代“中國制造”的說法一直存在。近年來，隨著中美貿易戰加劇、美國對華制衡和遏制的加強，中國與世界經濟脫鉤的趨勢越來越令人擔憂。“印度制造”取代“中國制造”，“印度象”取代“中國龍”，似乎也越來越成了現實隱憂。

中國、印度的政治經濟發展，究竟處于怎樣的狀態？究竟是“龍象共舞”，還是“龍象相爭”？我們結合近年來中國、印度政治經濟比較研究的重要成果，對于中印政治經濟發展的歷史與現狀、潛力和前景、問題及挑戰等，進行一個概覽。

一

印度經濟在世界上占據重要地位。按照購買力平價和匯率衡量，印度經濟規模分別位居世界第三和第六（2017年數據），并且是世界主要大國中增長速度最快的經濟體之一。2008-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印度經濟增長對全球增長的貢獻率僅次于中美兩國，并且成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

從1947年獨立到1980年代初期，印度經濟整體上保持增長，但卻飽受“印度式增長速度”的困擾。這一時期，印度經濟增長率的波動很大，波動區間在-8%到9%。這一時期，GDP的平均增速只有3.5%，人均GDP增速只有1.5%。1980年代，在初步的經濟改革政策指導下，印度經濟取得了連續10年的增長，在1991年的國際收支危機中終止。

1991年，拉奧政府在經濟危機中上臺，開始了印度的“改革開放”進程。印度沿著全球化、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目標，推行經濟改革，調整產業政策、推進開放型經濟，逐漸開放國內市場，實行對外經濟合作。

隨著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興起，印度政府致力于發展服務業經濟。2000年時，印度總理瓦杰帕伊提出了使印度成為“知識大國”的主張，力圖抓住“新經濟”時代發達國家人力資源短缺造就的機遇，使印度成為提供外包服務的世界性知識經濟大國。印度的IT軟件產業、醫藥和生物科技產業獲得了長足發展。2004年，印度“經濟改革之父”辛格執政后，印度致力于沿著納米科技、人工智能等新科技，促進知識密集型高端服務業發展。2014年印度總理莫迪提出“印度制造計劃”。國際社會關于“印度制造”將取代“中國制造”的觀點逐漸獲得關注。

今天的印度經濟發展，更多地依賴服務業而非制造業，依賴國內市場而非外貿出口，依賴消費而不是投資，依賴高端技術產品而非貼牌加工品。印度被稱為“印度大腦”、“世界辦公室”，成為發展中國家中服務業經濟模式的典范。

二

三十多年來，與中國、印度經濟發展的現實相伴，關于中國、印度的政治經濟比較研究，也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

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在《印度：經濟發展與社會機會》一著中，對于中國和印度的經濟發展過程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分析。

森指出，印度1991年的經濟改革，把注意力集中在開放經濟和拓展市場上，但缺乏對于社會政策包括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保障進行根本性變革，是其重大缺陷。而中國、韓國等東亞經濟體在進行重大經濟變革時，在提供社會機會方面，比印度做得好得多。

森贊揚了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歷程中的歷史性成就。他認為中國與印度命運相似，曾經同樣貧困而不幸。而中國尋求社會變革和改造的方法，曾經對印度產生多深遠影響。中國在1978年開啟的市場經濟改革、融入世界經濟的政策，也在印度獲得了廣泛反響。中國在改革前在教育、衛生保健、土地改革和社會變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對改革后的績效做出了巨大貢獻，使中國保持了高預期壽命、高識字率等成就，為基于市場改革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支撐。

《印度：經濟發展與社會機會》
［印度]阿瑪蒂亞·森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年12月

不過森也指出，向中國學習，也要注意分析其“負面的經驗”，印度要有鑒別地向中國學習。

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印度裔經濟學者普拉納布·巴丹在《覺醒的泥足巨人：中印經濟崛起評估》一著中，也剖析了中印兩國的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模式，揭示了兩國經濟發展面臨的諸多結構性、制度性問題。

巴丹指出，相對于印度，中國的經濟增長成就斐然；而印度的民主制度也可能阻礙經濟發展。印度民主制度的一個根本性沖突，在于民粹主義民主邏輯對于民主治理形成了威脅。在印度，任何有爭議的重要決策都要經過大量的辯論、煽動、街頭動亂和沖突，驚人的延宕后，得出的結果往往卻是不完美的妥協。

在印度，如果大量窮人身處一個獨斷專行的選區內，他們并不總能成功地讓政客實施旨在大規模減貧的政府計劃，或提供教育和醫療等基本社會服務。像印度這樣的社會與經濟不平等泛濫且沖突不斷的多元化社會，很難組織起集體行動以推動長期的持續變革，同時給長期投資帶來了民粹主義障礙——而這樣的長期投資，可以緩解印度基礎設施的嚴重不足。這種競爭性民粹主義，通過短期的迎合和施舍以贏得選舉，卻會傷害長期投資，特別是物質基礎設施的投資，這正是印度經濟發展的瓶頸。

同時巴丹也指出，這種混亂及妥協，卻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軟弱無能的印度行政當局的合法性。而對多元化和異議的容忍，是印度這個極度異質化社會的安全閥。印度的民主體制也面臨更大的壓力，讓人民享受發展的好處，減低動蕩帶來的民眾損害，使發展更為持續。同時，印度的民主也為反對資本家暴行和工業化副產品的集體行動提供了更大的空間。此外，民主也提供了更多的政治機會，來緩解社會不平等。

巴丹總結說，中印兩國自改革以來，在經濟發展方面做得相當好，展示出了卓越的適應能力，但是要高瞻遠矚地關注可能阻礙中印未來發展的結構脆弱性及社會和政治不確定性。兩國的政治經濟發展前景如何難以預測，尚需觀察。

三

印度學者普勒姆·尚卡·賈在《臥虎藏龍：中國和印度能否主導21世紀？》一著中，系統全面地比較了中國和印度“改革開放”的政治經濟發展歷程，分析了中印在21世紀面對的挑戰。此著雖然寫于2009年，但論點新穎，分析細致，很多結論至今仍然有啟發性。

賈在該著中，回顧了中印兩國經濟從指令性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國自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印度的改革比中國晚了13年，1991年才決定廢除指令性計劃。英迪拉甘地政府早在1980年就有放棄指令性計劃經濟的設想，但限于印度特殊的政治經濟情勢，而未能實行。

不過賈認為，中印兩國在進行改革時都顯的猶豫不決，中國政府在開啟改革后，曾匆忙收手以縮小強烈的社會反應。在印度，由于1980-1981年國內通貨膨脹以及外匯危機，迫使印度走上了改革的道理。

《臥虎藏龍：中國和印度能否主導21世紀》
［印度]普勒姆·尚卡·賈 /著
文匯出版社
2012年12月

賈指出，中印的經濟改革，都回避了休克療法，選擇了循序漸進的改革路徑。中印政治經濟發展的相似之處，同樣蔓延到了政治領域。中印都試圖加快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步伐，但都需要竭力緩解工業化快速發展對貧窮階層的影響和傷害，依賴再分配途徑達到社會公正，并試圖利用政府稅收為窮人提供安全保障。

結合既有的研究成果來看，中國、印度的經濟發展，既有著時間、歷程上相似之處，也有著結構性、制度性的根本差異。正如賈在其著作中總結的，在中國與印度的崛起過程中，需要看到，兩國經歷的不僅是經濟變革，而且是政治變革。這種政治經濟巨變，在成功者與失敗者之間蘊育著矛盾。兩國的未來充滿變數，需要成功地協調“贏家與輸家的利益”。

中印兩國都意識到了這種需求。在賈看來，中國需要建立能夠履行這一任務的制度，而印度雖然具備這樣的制度，但需要加強政治意愿或治理能力，以免使制度淪喪或墮落，不能完全行使職責?，F在看來，要正確地解決這些問題，直到今天，對中印兩國都仍然是巨大的挑戰。

四

印度學者桑加拉林加·拉梅什（SangaralingamRamesh）2017年的著作《中國給印度的教訓》，全面總結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對于印度的“經驗與教訓”,數據比較新，觀點也更為綜合。

拉梅什指出，印度擁有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宗教，而中國擁有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文明。在英國崛起之前，兩國都通過貿易統治著已知的世界。幾個世紀后，兩個國家都經歷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到混合經濟體制的過渡。中國在1970年代末開始了經濟轉型，1978年開始了逐步的自由市場改革。印度在1991年遭遇國際收支危機后，正式開始了經濟改革。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中國經濟開始騰飛。但最近幾年，印度的經濟增長率開始超過中國。

［印度]桑加拉林加·拉梅什 /著
帕爾格雷夫出版社
2017年版

拉梅什認為，印度經濟面臨著許多問題，其中一些是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但獨立后其領導人的錯誤政策擴大了這些問題。印度決策者可以從中國決策者的政策和戰略中獲益，以促進印度作為一個經濟、技術和最終軍事超級大國的崛起。

拉梅什在第一卷《發展的政治經濟學》中指出，1949年以后，印度的經濟發展受到了英國統治帶來的不利因素的阻礙，而中央計劃經濟又加劇了這種不利因素。首先，印度的基礎設施以服務英國經濟的需求為導向。換句話說，就是為了方便從印度到英國的原材料運輸。其次，英國的統治削弱了印度的創業活動，以至于后代發現創業并不容易，在微觀經濟層面。第三，農業用地分配不公，大地主和小佃農差距顯著。第四，金融體系不發達，高利貸盛行，導致了金融奴役。最后，印度繼承下來的政治、文化、社會和語言階層讓位于制度上的僵化。中央計劃、私人投資管制和經濟許可證制度，又加劇了這些因素，導致印度在1947年獨立后經濟的不發達。

拉梅什認為，印度在1991年經濟“改革開放”后，在模仿中國的基礎設施發展道路上取得了進步，但仍然需要克服微觀經濟層面的制度僵化，促進企業家精神的培育，進而經濟變革導致制度變革。

拉梅什在第二卷《變革的政治經濟學》“印度如何學習中國的經驗？”一節中明確指出，印度應該專注于通過基礎設施投資、促進創新、促進微觀經濟層面的創業來促進經濟增長，以及促進機構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變的活力、適應性和靈活性。重要的政策建議有如下一些。

(1)加大力度促進創業，特別是在低種姓和女性中；(2)廢除使公司和企業家雇用工人成本高昂的嚴厲的勞工法；(3)促進和加強平等立法，加強賦予婦女權利，減少歧視，使其為經濟增長作出貢獻；(4)增加政府對大學和研究機構研發的資助，以便開展創新項目；(5)在大學設立高新技術區和初創企業孵化器，促進研究中心和商業公司之間的橫向聯系；(6)通過加強保護知識產權激勵研究人員，使研究人員能夠從創新中獲益。(7)學習中國經驗，指定孟買、欽奈和加爾各答為沿海開放城市，為國內和海外公司提供優惠的經濟和商業政策；(8)在泰米爾納德邦、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港口等地設立經濟特區，由政府資助基礎設施和優惠政策，吸引外國跨國公司參與制造業；(9)加強改善印度境內所有類型的有形基礎設施，以及連接印度與其周邊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基礎設施，以整合印度國內市場、印度與周邊國家的市場。

在這些政策建議中，我們多多少少看到了拉梅什對中國經濟政策的認真體察和分析。

不過，拉梅什觀察到，中國的市場整合并不均衡，經濟增長導致中國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但中國的市場一體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仍然超過了通過關稅同盟、單一市場、正式聯盟等歐盟市場一體化形式對英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拉梅什樂觀地預期，中印兩國人口加起來超過26億，如果兩國能夠形成一個單一貨幣、統一法律法規和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免稅區，兩國經濟將受益于統一市場和消費者規模，而中國過去四十年經濟發展的經驗和印度未來經濟發展的經驗，將帶來“亞洲崛起”！

這當然是個非常樂觀的構想了。從當前中印關系的現實看，這個“龍象共舞”和“亞洲崛起”愿景，在國際政治經濟風云波譎的當下，有沒有可能，有沒有未來，是一個不好下定論的問題。不過，中國和印度在政治和經濟領域的相互對標和競逐，毫無疑問是長期的！

（作者系社會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