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網絡圖片）

李義平/文

在我看來，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及其經濟學經典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的知名度、社會影響力似乎不應當遜色于亞當·斯密及其經濟學專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原因在于，李斯特廣泛、深入地總結了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提出了一整套自己完全獨立的思想話語體系。實踐證明李斯特的經濟思想切實從問題出發，是有生命力的，對我們構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更具建設意義。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出生于德國羅伊特林根城的一個皮革匠家庭，他當過教授，從事過鐵路經營的投機活動，辦過報紙，發表過許多評價自由貿易的文章。他雖終身為德國的利益而奮斗（熊彼特甚至說李斯特在他本國同胞的看法和感情上處于一種偉大的地位，是一個民族英雄），但卻命運多舛，一生坎坷，顛沛流離，并最終由于德國反動政府對他的不滿和迫害而被迫自殺，時年57歲。

1827年，李斯特出版了《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這是一本文集。而李斯特具有深遠意義、堪稱經典的代表作是他1841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在這部著作里，李斯特對當時一些國家的歷史做了對比，評述了各種不同的經濟學說，特別批評了被他稱為“流行學派”的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國家經濟學、生產力經濟學和保護貿易的政策主張。這是一部即使在今天讀起來依然引人入勝、令人感動，對發展中國家制定經濟政策極富建設意義、閃耀著光芒的經濟學經典，并將成為永恒的經典。

李斯特深深地愛著他的祖國，他結合當年德國經濟社會相對于英、法較為落后的實際，一反斯密關注交換價值、關注國家與個人的思想，提出了國民經濟學。他強調國家的重要性，強調一國的特色，強調財富的生產力比財富本身更加重要，強調建立國內的統一市場和適度的貿易保護。李斯特的經濟學為德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

《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著

邱偉立 /譯

華夏出版社 

2009年1月

一、政治經濟學與國民經濟學

李斯特的經濟理論是在直接批評斯密的、被他稱為“流行學派”的經濟理論的過程中誕生的。他認為斯密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應當予以否定。那么，依他所見，斯密的經濟學錯在什么地方呢？錯在只有世界（世界主義）和個人（個人主義），沒有國家。于是，必須引進“國家”這個中介。他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里開宗明義地告訴人們：“我要說明一點，作為我的學說體系中的一個主要特征是國家。國家的性質是處于個人與整個人類文明的中介體，我的理論體系的整個結構是以這一點為基礎的”。李斯特的國家至關重要的思想同樣體現在他的書的名字上——《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

國家的作用為什么如此重要？在個人和整個人類之間為什么還要有一個中介者？因為一個國家有它獨特的傳統、文化、法律、疆土，各區域集合著一群有相同習慣的人。離開了這樣的組織（國家），個人將很難生存。李斯特對此作了十分精湛的論述。他說，“各個國家有它特有的語言和文字、傳統和歷史、風俗和習慣、法律和制度，它需要這一切來求得生存、獨立、改進以及在未來歲月中繼續存在。它有它自己的疆土。這是一個團體，是由千頭萬緒的精神關系和利害關系結合起來，把自己合并成一個獨立整體的。它承認它自己和本身范圍以內的權利法則，但與別的同類團體在國家自由上仍然處于對立地位，因此在目前的世界形勢下，只能依靠它自己的力量和資源來保持生存和獨立。個人主義依靠國家并在國家范圍內獲得文化、生產力、安全和繁榮。同樣的，人類的文明只有依靠各個國家的文明和發展才能設想，才有可能。”如果沒有國家，個人只是個人，生產者和消費者都不屬于某個國家的公民或成員，都“懸”在空中，簡直是不可想象的。李斯特認為，“流行經濟學”（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只講個人與世界，是以少數國家——比如當時的英國、法國——為出發點的，并沒有反映德國的情況，對當時經濟不發達的德國則是不利的。

在李斯特看來，不存在“世界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不存在研究全體人類利益的政治經濟學。有的只是研究本國經濟發展的國家經濟學。李斯特在該書的第十一章“國家經濟學與世界主義經濟學”中開門見山地寫道：“在魁奈（法國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一派法國經濟學家以前，只有在實地應用下的政治經濟學，那是由公務人員和行政官員們來執行的。至于敘述這種問題的作者，他們所寫的只是屬于自己國家的農工商業與海運業事項，完全以這一范圍為限，關于財富的原因這類問題是不加分析的，關于全人類利益這種問題是絕對不予考慮的”。把研究擴展到全人類的，是經濟學家魁奈、亞當·斯密，是法國的薩伊。薩伊說得更直白：“一個世界范圍的共和國是存在的”。既然如此，就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而言，就不可能是探尋普遍規律的抽象法，而是從現實出發、把握個性的歷史分析方法，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是一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

李斯特在給國民經濟學下定義時寫道：國民經濟學“是這樣一種科學，它正確地了解各國的當前利益和特有環境，它所教導的是怎樣使各個國家上升到上述那樣的（即與發達的工業國家并駕齊驅的）工業發展階段，怎樣使它同其他同樣發展的國家結成聯盟，從而使實行自由貿易成為可能，并從中獲得利益”。

二、交換價值和生產力

在古典經濟學看來，價值就是財富（亞當·斯密沒有區分價值和交換價值，他所講的價值就是交換價值）。財富很重要，財富使一個國家富裕起來，進而強大起來。生產財富的是勞動。對此，李斯特表示了極大的不同意。他認為財富形成的原因與財富本身完全不同。財富固然重要，但“財富的生產力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多少倍”。他認為德國過去備受災難，之所以能盡快恢復，就是因為保護了生產力使之沒有消失殆盡，而西班牙總不能擺脫貧困，且越陷越深，根本的問題在于生產力方面的缺陷。（132年以后的1973年，道格拉斯·諾思在他風靡世界的《西方世界的興起》中同樣認為西班牙在當時之所以落后，是由于專制而沒有建立起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制度。）

那么，什么是李斯特所講的至關重要、能夠促進財富增長的生產力呢？李斯特說：“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奴隸與封建領地的取消，王位的繼承，印刷、報紙、郵政、貨幣、計量、歷法、鐘表、警察等等事物、制度的發明，自由保有不動產原則的實行，交通工具的采用——這些都是生產力增長的豐富源泉。如果對這個說法有疑問，只要把歐洲各國的情況與亞洲比一比就可以明白。思想與意識的自由對國家生產力影響很大，要在這方面獲得適當地估計，只需看一看英國然后再看一下西班牙的歷史。司法公開、陪審制度，國會立法，公眾監督行政、地方自治，言論自由，有益目的的結社自由——這些都足以使立憲國國民及官員獲得一定程度的精神力量，這種效果是難以用別的方法取得的。”

李斯特強調，“英國工業與權利的增長，只是從英國的國家自由奠定實際基礎的時候才開始的；而威尼斯，漢撒城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工業與權力的崩潰，是與自由的喪失同時發生的。缺少了自由制度以后，公民個人方面無論怎樣地勤奮、儉約、富于創造能力和智慧，也不能有所彌補。歷史還教導我們，個人的生產力大部分是從他所處的社會制度和環境中得來的。”這就是說，作為個體的人不能在空中“懸”起來，必須腳踏實地在國家的土地上。而一個國家要很好地發展，也不僅僅是簡單地看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這個國家的“生產力”狀況如何，是發展經濟的氛圍和活力如何。

彼之生產力與此之生產力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語境中的生產力通常被表述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包括勞動力，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李斯特所講的生產力是另類的生產力，既包括物質文明的積累，也包括精神文明的積累。他說，我國現在的狀況是我們以前許多世的發現、發明，改進和努力等累積的結果。李斯特研究了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認為農業社會因技術變化不大因而是一個聯系不廣泛，變化不明顯的社會；而工業社會則由于科學技術的成果可以很快與工業結合起來而日新月異地發展。他提出了精神資本的概念。他針對流行學派所講的勞動創造財富發問道，勞動的起因是什么？怠惰的起因又是什么呢？促使頭腦和手足從事生產，從事于這類活動的是什么？就是對個人的鼓勵，激發作用的那種精神力量。

李斯特推崇的社會狀況是：科學與藝術是否發達；公共制度與法律對于宗教品質，道德和才智，人身和財產安全，自由和公道這些方面是否受到一視同仁的、相稱的培養；國家是否有足夠強大的力量，可以保證他的國民在財富和教育方面世世代代傳下去，可以使他們不僅能夠利用本國的天然資源，而且通過國外貿易和殖民地的占有，還能夠把國外的天然資源供他們自己來利用。這就是說，不僅要在世界和個人之間有一個國家，這個國家還應當具有適用本國的情況，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的制度安排和商業政策。這才是李斯特所講的生產力。

三、財富的生產力比財富本身更重要

李斯特認為，財富的生產力比財富本身更重要，一個國家要想實實在在地、長足地發展經濟，不能僅僅看眼前的財富，而是應當著重于生產力的培育。

李斯特以兩個地主的不同選擇為例，說明了著重于眼前的財富和著重于長遠的生產力截然不同的后果。這兩個地主都是一家之長，每年可以積蓄1萬元，各有5個兒子。前一個地主將他的積蓄存儲生息，叫他的兒子從事普通力作。而后一個地主將他的積蓄用于培養他的兒子，把其中兩個培養成有技術、有知識的地主，讓其余三個隨著自己的興趣學習一種專業。前一個家長看重眼前的財富，后一個家長看中未來的生產力。前者在臨終時候，如果就財富而言可能比后者富裕得多。但如果就生產力而言，情況卻完全不同。后者把他的地產分成兩份，由于改進了技術和管理方法，結果產量是原來的兩倍；而其余三個兒子由于各有專長，獲得了豐富的生活資料。前者把地產分成了五份，且生產方法依舊，五份的總產量與之前相比毫無增益。后一個家族在精神力量和才能上獲得了巨大的、不同的培養和發展，而且一代一代地傳下去，財富的生產能力不斷提高；而前一個家族地產越分越小，愚昧和貧困就勢難避免。李斯特的結論是：“一國最大部分消耗，是應該用于后一代的教育，應該用于國家未來生產力的促進和培養的”。

聯系我國的實際，李斯特關于財富的生產力比財富本身更重要的論斷，對我們更有現實意義。首先，片面追求GDP的發展模式雖然飽受批評，但很多部門依然明里暗里樂此不疲。其實，我們不僅要認識到GDP只是一個交易額，更要認識到GDP的質量是由其物質內容決定的。我們GDP雖然增加了，但其中掠奪式的生產方式包含更多的虛擬化的內容，社會財富反而減少了。其次，陶醉于發揮后發優勢和比較優勢，傷害了創新能力，關鍵性、核心性技術在大進大出中進步不大，尖端科研創新不能適應高質量經濟發展的需要。最后，在關鍵領域改革不到位，人們的思維方式依然如故——特別是干部的思維方式，用群眾運動式、大躍進式推動經濟發展。毛澤東曾經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我們應當通過進一步的改革，使這些具有決定作用的人們的素質真正提高，而不是停留在“讓農民進城、夜市上吃烤串”以啟動經濟。

四、工業與農業

李斯特以大量的篇幅論述了原始狀態下的農業、農民與現代工業、現代工人的不同。李斯特說，一個國家經營的假使僅僅是原始狀態下的農業，在那里普遍存在的現象就必然是遲鈍，笨手笨腳，對于舊有的觀念、風俗、習慣、方式方法固執不化，缺乏文化和自由。一個國家假使能專心致志于工商業，則情形相反，在那里存在著普遍特征必然是競勝情緒，自由意志和努力于身心發展的進取精神。

李斯特分析了農民和工人的差別的成因，原始狀態下的農民和工人的不同，部分原因是各自的習慣和受教育程度不同，部分原因是各自的工作要求不同。農業人口是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彼此之間隔得很遠。他們的工作互相雷同，他們的生產剩余、消費需求幾乎完全相同，彼此間沒有精神交流，在日常事物處理中很少需要發揮智力和更新技術，它們只是在家庭內找到了自己的工作，經過自己卓越奮斗而取得成績的人很少。

工業的性質與農業根本不同。從事工業的人是生活在社會中的，他們由于工作而互相吸引在一起，他們生存在商業關系之中，他們需要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原料都來之于市場。商品、原料、工資、貨幣以及生活資料的價格一刻不停地變動，從事工業者所得的利潤是難以確定的，他們所依靠的只是自己的智力和活動力。他們要想獲得滿足生活所需更多一些的物質，就得靠他的智力和活動力，就得超過那個需要限度多多爭取。換個說法就是，為了避免陷于貧苦，它們就得有成就、發大財。

李斯特指出，農業所需要的只是屬于同一類型的個人能力，只是在簡單的程序觀念下把體力和腦力結合起來從事于笨重體力勞動的那種能力。而工業所需要的智力、技巧和經驗卻是千變萬化的。因而李斯特說，工業是科學與技術的成果，也是科學與技術的支持者和保護者?？茖W與工業結合以后產生了一種巨大的物質力量，這種力量在新的社會狀態下代替了古代奴隸勞動。他說，在工業影響下農業有了提高，它本身就變成了技術性很強的一種技術，一種科學。這就是機械的力量。

李斯特還認為有兩種城市，一種是生產性的，一種是消費性的。有些城市吸收原料，進行加工，對于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通過工業發展還給城市，這就是工業城市，是生產性的。這些城市越發達，農業力量更加能夠發揮，而城市也就越加壯大起來，而且對創新很推崇。但是還有一種城市，那里的城市只是從事地租的消耗，那就是消費性城市。

李斯特為我們敲響了警鐘，“一個國家沒有工業，只經營農業，就等于一個個人在物質生產中少了一只膀子。商業只是農業與工業之間以及他們各部門之間的交流中介。一個國家只用農產品向國外交換工業品，就等于一個人有一只膀子是借助于外人的。借助于外人的那只膀子也許很有用，但總不及自己兩只膀子好，因為外人之心是難以捉摸的。國家自己有了工業，食物和原料就可以盡量按照工業的需求來生產；如果依賴于國外工業，那就要受到牽制，只能按照外國自己不想生產而不得不向另一國家采購的那個限度來生產剩余產品。”

一國的先進體現在工業上，如果我們在工業上沒有自己的核心技術，陶醉于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片面追求沒有現代核心技術的GDP的數量，那就避免不了落后挨打。發展工業，強大工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我們不應當依賴外人，應當有危機意識。

五、實行貿易保護，一國步入發達國家

的必由之路

李斯特的經濟學是有了國家，有了各國生產力水平的不同，有了發展的不平衡，而且發展中國家最終要趕上去。按照這樣的邏輯發展下去，肯定是貿易保護，堅持自力更生，保護自己國家產業的發展，而不是定位為從發達國家購買（一旦戰爭，一旦涉及國家根本利益，就買不到了）。李斯特說，“保護制度是使落后國家在文化上取得與那個優勢國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

因保護而興盛發達的典型案例是英國、美國。李斯特以大量歷史資料記錄了英國保護和發展的進程。

羊毛業是那個時代的關鍵產業。由于伊麗莎白女王采取了強有力的保護措施，使得已經有很大發展的毛織業迅速達到了高度繁榮。英國的羊毛工業是各業中的一個主業，其他各業由于這個主業的帶動而迅速發展。如果英國不實行保護措施，而是允許印度的棉紡織品自由地輸入英國，英國的棉織業和絲織業馬上就得垮臺。印度在棉紡工業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點：勞動力和原材料都便宜，有著幾百年來薪火相傳的經驗。

當時的英國對于北美殖民地，這個比宗主國落后的國家和地區實行了更為嚴格的保護措施，他甚至不允許那些殖民地生產一只馬蹄釘，更不允許把這顆馬蹄釘輸入英國。英國禁止輸入它自己的工廠也在制造的商品，這個禁令是絕對的，毫無伸縮空間的。哪怕這個產品是一根線，哪怕對英國人十分有利，英國人也不許動用。因為英國人可以努力自己生產。

其實，英國的很多種技術都是向這些國家模仿得來的，它學會了以后就把這些工業建立在自己的國土上，然后在關稅制下加以保護，促其發展。這樣，威尼斯的玻璃制造技術（還有許多奢侈品制造業）不得不甘拜下風，波斯對于地毯織造及染色的技術終于不得不放棄。而英國一旦掌握了任何一個工業部門就契而不舍，就像保護幼苗那樣小心周到。英國的船隊受到了關稅提高與津貼制的鼓勵，他們就用自己的力量來經營漁業，并且通過航海條例，掌握了全部海上業務。英國商船由此得到發展以后，它的海軍力量也相應增長?？恐Ｗo政策，經濟發展，軍力強大，英國最終成為日不落帝國。

在美國的故事里，李斯特指出，再沒有比美國工商業的歷史更富有教育意義的了，它的發展過程異常迅速，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一個接著一個地實現，它們的效果極為明顯。在這里，一切工業都壟斷在自己手里。北美各自由州在革命戰爭期間脫離了一切束縛，它們有的是供工業用的物質與精神資源。它們跟原來向他們輸出工業品并向他們購買農業品的國家已經脫離關系。一切需要就得自己生產，于是各種各樣的工業受到了極大的鼓勵，并使農業也受到了鼓勵，各州把維護統一的商業政策全部交給國會，紛紛要求國會對國內工業采取保護措施。而華盛頓在就職的那一天，就穿了一套用國產布料做成的服裝。

李斯特明確地告訴人們，保護制度是使落后國家取得與優勢國家、發達國家同一地位的唯一辦法。英國通過保護成為一個龐大的工業帝國。在這樣的形勢下，那些落后的國家又如何呢？“在這種形勢下，法國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將遭到同樣命運，最上品的酒得供應英國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給自己，法國至多只能干些小型女帽業那類營生；德國到那時看來對英國世界沒有什么別的可以貢獻，只有一些兒童玩具、木制的鐘、哲學書籍等類，或者還可以有一支補充隊伍，他們為了替英國人服務，擴大英國的工商業優勢，傳播英國的文學和語言，犧牲自己，長途跋涉到亞洲或非洲沙漠地帶，就在那里淪落一生。到那個時候，屬于這個英國世界的人民想到或談到德國或法國人時，就像我們現在想到或談到亞洲各國人的那副神氣一樣，這個轉變是不需要多長時間的。”

美國歷史上的兩位總統曾經用簡潔的語言對保護給予贊賞。1861-1865年擔任美國總統的亞伯拉罕·林肯說：“我對關稅知之甚少，但是我知道這樣一個常識，即如果我們購進商品，我們得到商品，外國人拿到錢；如果我們買國產產品，我們不僅得到了商品，而且拿到了錢”。1897-1901擔任美國總統的威廉·麥舍利也說，“我們成了世界第一大農業國，我們成了世界第一大礦產國，我們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業國，這一切都源于我們堅持了幾十年的關稅保護政策。”

對外保護，對內建立統一市場和良好的商業政策，吸引外資。在李斯特看來，不僅要建立統一市場，促進國內商品流通，讓優勝劣汰機制發揮作用，而且要建立法治社會，創立吸引外資的條件。當然，李斯特并沒有使用這樣的語言，但他卻完全是這樣的意思。他說：“歷史告訴我們，技術和商業是會從這一個城市轉移到另一個城市，從這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的。它們在本土受到了迫害、壓制，就會逃避到別的城市、別的國家，在那里尋求自由、安全和支持。……無論何處，驅逐它們的總是理性的缺乏和專制虐政，吸引它們的總是自由精神。假使不是由于歐洲大陸各國政府的愚昧無知，英國就很難達到掌握工業優勢的地位。就我們德國所處的地位來說，與其抱著守株待兔的態度，靜候著別國由于政策失當，把它們的工業驅逐出境，使這些工業不得不流亡到我們這里來尋找避難所，不如不要等待這樣可遇不可求的機會，而主動提供對工業有利的條件，邀請它們到我們這里安家落戶，這樣做不是要聰明的多嗎？”

李斯特提出了區別保護的觀點，在整個過程中需要保護的是重要的部門。李斯特的這些論述向我們說明，保護是在與發達國家接觸中的保護，決不是閉關自守；保護是為了學習、為了發展，例如學習發達國家內部的統一市場和自由貿易，學習發達國家保護專利的政策、保護發明創造的政策，學習他們先進的法律制度，學習他們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方法，發展本國的教育事業，使自己的國家最終成為發達國家，并最終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實行無邊界的市場經濟。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正處于新階段，其關鍵是創新，是高效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在此背景下，李斯特所接觸到的問題，所論述的問題，以及處理這些問題的思路，一點也不亞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在我們全力建設以內需為主，毫不放松對外需求的背景下，我們甚至可以說，了解李斯特的經濟思想，比了解亞當·斯密經濟思想的意義更加偉大。至少，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他們可以借鑒的意義是一樣的。

（作者李義平是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經濟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