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曄旻/文

必須承認，中信出版集團新近引進的《毫無意義的工作》有著一個容易引起不少讀者“共鳴”的書名。不僅如此，作者、人類學家、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大衛·格雷伯（DavidGraeber，1961-2020）還特意在扉頁上寫了一句：“本書獻給每一個想要實實在在工作的人”。

在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里，對工作內容的抱怨似乎是件司空見慣的事情。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發出這樣的感慨：“世界上最殘酷的折磨便是強迫人無休止地做一件明顯毫無意義的工作”。那么，到何種程度才夠得上是“毫無意義”呢？為此，大衛·格雷伯首先區分出了所謂“狗屁工作”與“狗屎工作”。用書里的話說，“‘狗屎工作’往往是藍領工作，從事者按小時拿錢，而‘狗屁工作’往往是白領工作，從事者拿的是月薪”。只不過，“狗屎工作”固然辛苦，但絕不是毫無意義的。誰都明白，要是清潔工不打掃教學樓，大學的運轉是維持不下去的。因此，書中所謂“毫無意義的工作”指的就是“狗屁工作”。而作者給它下的定義是，“狗屁工作”不但毫無意義，而且往往有害，以至于“從事者”不得不假裝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

按如今社會的普遍看法，“藍領”工作的地位不如“白領”。對此，可能會有不少人想起《新概念英語》里那個經典段子。某位英國工人天天西裝革履出門，到了工作地點才換上工作服，就是為了不讓人看出自己的“藍領”身份。最后，此公寧愿降薪一半，也要搬進辦公室當“白領”。

如果說，工作環境惡劣、勞動強度大的藍領工作被稱為“狗屎工作”還讓人容易理解的話，為什么“得到人們的尊重，且收入頗豐”的“白領”在格雷伯筆下卻與聽上去有些粗鄙的“狗屁工作”聯系在一起了呢？作者將“狗屁工作”分為五種，分別稱之為隨從、打手、拼接修補者、打鉤者和分派者。雖然名字聽上去有些拗口，但書中列舉的例子還是可以讓讀者一目了然。比如某位名叫阿方索的副經理說，自己的工作是監督和協調一個五人翻譯小組。其實這五個人的工作完全是自己搞定的。阿方索所需要做的就是將上級任務分發給他們，同時向上級反饋例行報告。這就是典型的“分派者”與“打鉤者”的工作。根據書中的說法，這些取消后對社會毫無影響的“狗屁工作”及為“狗屁工作”服務的工作居然占到了當代西方社會工作崗位總數的一半——無怪乎格雷伯要發出這樣的哀嘆了：“我們將生命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投入了工作，投入了那些我們知道對這個世界毫無貢獻的工作中”。

格雷伯認為，人類生來就需要“身為原因的快感”，所以嬰兒發現自己能觸碰鉛筆后會動就會露出非常愉快的表情。“狗屁工作”的悲哀恰在于此，它的“虛偽”與“無目標感”會摧毀一個人——“哪怕是最自私的人也會發現，比起辛苦萬分還不賺錢地勞作，整天坐著啥也不干而只看電視的命運會讓人更難以忍受”。很容易想象，身處“狗屁工作”的社會人會選擇如何應對，這就是“摸魚”。書中舉了一個例子，一名西班牙公務員拿著薪水不上班竟長達六年之久——但他也沒有閑著，只不過時間都用在研究猶太哲學家斯賓諾莎身上了，還成了該領域的專家……

接下來的問題就呼之欲出了。諸如此類的“狗屁工作”是從何而來的呢？或許不少人一看到“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就會聯想到政府官僚機構。但《毫無意義的工作》卻告訴讀者，被認為是富有活力與效率的私營部門里同樣充斥著“狗屁工作”。書的一開始就舉了一個這方面的例子。在目下流行的“服務外包”風潮推動下，德國國防軍將后勤管理的業務層層分包了出去。結果，在這些私營部門盡心盡力的工作下，事情卻變得有些荒腔走板。原本一個士兵換個辦公室工位只需要走5步路，但在一系列“狗屁工作”的文牘往來里最后卻成了“兩個人合計開6-10小時車，填大約15頁紙質表格，并花掉納稅人400歐元這樣荒謬的操作”。

實際上，在作者看來，私營部門非但不能“獨善其身”，相反，他們才是造成“狗屁工作”泛濫的罪魁禍首。大衛·格雷伯本人信仰無政府主義，也是當年“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熱情參與者。在西方的政治光譜里趨向極左——按照他本人的說法，因為政治立場的關系，格雷伯在獲得終身教職的前一年，耶魯大學人類學系決定不與其續約。因此，他在書中對于克林頓與布萊爾時代（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盛行歐美的“新自由主義”嗤之以鼻（“那些表面上的左翼政黨成了‘金融治國’的頭號擁護者”），他眼中的2008年金融危機始作俑者、以銀行家為代表的金融資本，他更是沒有一句好話。書中轉引了英國新經濟基金會的一個研究結果：年薪高達500萬英鎊的銀行家，每賺取1英鎊，就會造成7英鎊的社會價值的損失。而回收站工作人員每賺取1英鎊，會產生12英鎊的社會價值——盡管他的年薪只有區區1.25萬英鎊。

在格雷伯眼里，正是金融資本造成了“狗屁工作”的泛濫：“在經濟金融化、信息產業繁榮發展和狗屁工作激增這三個趨勢之間，似乎存在某種內在連接”。許多經濟學家都注意到，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社會工人工資與勞動生產率同步提高的良性趨勢不復存在。格雷伯對此的解釋是，從那時候起，“金融力量和管理階層真正聯結起來”，站在財富金字塔頂層1%的那些投資人、董事會成員或者頂級職業經理人攫取了生產率提高而帶來的利潤。與此同時，真正創造價值的基層員工被高層管理榨取得越來越猛（所謂“減員增效”）。于是，“隨著這種榨取的加劇，頂層掠奪者需要不斷壯大自己的‘護衛隊’，來看管‘贓物’”?！逗翢o意義的工作》將其稱作“現代企業管理中存在的封建主義”。正如中世紀的西歐封建領主用從農奴那里征收來的賦稅供養手下的扈從與騎士一樣，現代的企業精英也拿出一部分利潤，“用來打造全新的毫無用處的職業經理人隊伍，以及隨之而來的同樣毫無用處的行政人員小型軍團”。

“封建主義”聽上去是距離當代社會如此之遠的詞匯。既然如此，“狗屁工作”為什么還能大行其道呢？在格雷伯看來，歸根結底，這是因為整個現代西方社會的運作模式出了問題：“我們將整個社會的文明搭建在了工作之上，甚至都不是搭建在‘有成效的工作’上，而是讓工作本身成了我們的目標和一切意義所在”。其結果就是，工作占據了我們越來越多的時間，于是人們不再享有“生活”這件奢侈品。

在《毫無意義的工作》的后半部分，格雷伯針對如何消除“狗屁工作”開出了自己的“藥方”：全民基本收入。也就是說，每位國民都可以定期領取一定金額的金錢，不論他有沒有工作。這其實并不是新鮮名詞了。早在2016年，瑞士就舉行過全民公投，討論是否每月無條件向每名成年公民發放將近2500瑞士法郎（結果被否決了）。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提升，許多人擔心機器未來將搶走人類的飯碗，從而誕生一個終日無所事事的“無用階級”。不少“全民基本收入”的提議，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格雷伯并不認為人工智能可以完全取代人類，“自動化技術越來越先進的背景下，照料類工作才是真正的價值所在”，而且“工作中照料方面的價值恰恰是勞動中沒有辦法被量化的那部分”。他之所以鼓吹“全民基本收入”，其“最終目的是將生計與工作分離開來”，“在這個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之后，每個人都可以做出決定，是想要追求更多的財富，不管是通過打工還是通過做買賣的方式，還是想要用自己的時間來做點別的事情”。只不過，“不管人們從事什么工作，都支付其同樣的報酬”——同樣是個顛覆如今“常識”的論點。

這聽上去就頗有些“烏托邦”的味道了。從好處說，許多人在掙脫“狗屁工作”桎梏后，的確會選擇做一些更加有益于社會的事情。就像《毫無意義的工作》里提到的，一些軟件工程師在上班時從事“拼接修補”之類的“狗屁工作”，到了下班以后，卻很愿意在網絡共享平臺上開發一些實用的免費軟件，并從中獲得人生價值的滿足感。這仿佛是在驗證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論點：工作絕不能讓你成為更好的人，事實上，工作只會讓你變得更糟，因為工作占用了太多時間，剝奪了人們履行社會職責和政治職責的機會。

但這似乎也只是一個理想化的推斷。畢竟，古希臘社會有“奴隸”從事生產性勞動，才讓亞里士多德這樣的“公民”有底氣不工作。但當代社會的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許多在作者看來社會價值很高的工作，比如保育員與清潔工，其勞動強度很大。這些基層工人的確有理由“堂堂正正為自己的工作感到驕傲”。問題在于，在“全民基本收入”實現的前提下，又有多少人會純粹出于自愿去從事這樣的工作呢？一個顯而易見的反例就是，如今日本社會里數以十萬計的“蟄居族”寧愿年復一年地家里蹲、打游戲也不出去找工作，難道這些人只是不愿從事“狗屁工作”嗎？若是因為工作崗位無人問津而提高薪酬，則又違背了格雷伯對“同工同酬”的推崇，造成了新一輪的不平等。如此循環，似乎成為一個悖論。盡管大衛·格雷伯在《毫無意義的工作》里的對馬克思的價值理論頗有詬病之處，但這還是讓人想起了馬克思的著名觀點：“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